我的母亲是一位艰辛而又坚毅的母亲。她的艰辛与坚毅，不只来源于她自小就被抱养，饱受做“童养媳”的严厉调教和痛苦；不只是她的青少年时代因战乱，长期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不只是她因父母早世，带着年幼的弟弟一起出嫁的辛酸；不只是在那个凭“工分”获得口粮的年代，养大7个年幼的子女，用一个瘦弱的身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也不只是她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的那份切肤之痛。她的艰辛与坚毅，更在于一位母亲常年累月为儿女们平安健康将心提到嗓门口的悠悠牵挂。
父爱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9岁没了父亲后与母亲相依为命。 童年时，最盼的是过年，因为过年有肉吃，有母亲亲手纳的新鞋穿。母亲的针线活做得特别了得，左邻右舍及亲朋戚友家儿女结婚嫁娶之类的枕套、鞋垫、衣帽、肚兜等针绣活都来请教母亲。一字不识的母亲总能用自己那双巧手把那些人物故事、花草鸟兽画得形态各异，绣得栩栩如生。按现在时尚话来说那才配得上叫手工传承艺人，可惜没人发掘！
说起过年，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临近大年三十了，因我家“工分”不够，生产队不发口粮，年饭米仍无着落，为了我兄弟能吃饱一顿年饭，自尊心极强的母亲不得已硬着头皮向生产队长求情，求了队长求会计，求了会计求保管，从腊月二十九求到了大年三十下午六点多才给我家发了一筐稻谷。农业合作化年代，腊月二十几，大队的碾米加工厂就已经放假过年了。为让谷变成米，母亲带着我们连夜到碓头屋（古老的碾米场地）去舂米过年。农村有个迷信规矩，大年三十舂碓会吵着神灵，新的一年就会年成不好。可怜的母亲为了不让发出响声，只好用家中的棉衣包着碓头，以免招来村里人的闲话。每每说起此事，眼泪就会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让我终身难忘。
命运的厚爱，我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吃皇粮’的人。我去上班的那天早上，母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糖水鸡蛋放在了我的面前说：“吃完鸡蛋，寓意着你今后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圆圆满满。”然后一直将我送到巷道口，目送我离开视线后才转身。上班后的次次回家，母亲总是倚立在巷道口等着我。此后几十年，这个巷道口也就成了我与母亲告别和会面的地方。
后来，工作地点不断变换，加之有了妻儿和自己的小家，渐渐的，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陪伴母亲最多的是兄弟姐妹、侄儿侄女们。偶尔回一次家，仍然能见母亲倚立在我家的巷道口，凝视着我回家的方向。无论春夏秋冬，暑来寒往，只要我回家，总能看到母亲倚立在巷道口的身影。周边的婶婶阿姨告诉我：只要母亲倚立在巷道口，最多一二天内就能等到我，说这不是机缘巧合，应该是母子连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成了高龄老人，身体也在每况愈下，头晕的老毛病也时有发作，作为儿子的我，除了逢年过节给点钱外，母亲生病时几乎没有尽到陪在身边的责任和义务。劝她跟我一起到县城住，她均以在乡下待惯了为由不肯与我同往。直到前年，二哥连哄带骗将母亲接到了县城，陪伴母亲的时间才多了点。
县城的家与老家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从家里出门到路口有一条长长的巷道。我每天回家，母亲依然倚立在巷道口。我不解地问母亲：“您行动不便了，不待在家里跑出来做什么？”母亲说：“几十年来习惯了，不等你回家就不踏实！”
舔犊之爱，我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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