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秋天，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走进大渡口，走进池州农校。
初入学校时，一切都是陌生的。性格内向的我，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面孔，甚至看到大食堂里排队打饭的那一条条长龙，都感觉是那样的新奇，而且还有些无所适从。班长郑东升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囧态，默默地从我手里拿过饭缸子。不大一会儿，他就把热气腾腾的包子和稀饭递到了我手里。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那豆腐馅的包子可真香啊，我一小口一小口细细地品着，喝着白米粥。突然，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老家，想着是母亲和妹妹省吃俭用，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劳作，才让我有了在这里读书的机会。此刻，她们一定还吃着死面饼子，蘸着酱豆。而我在这里不仅逃避了劳动，还在消费着她们的劳动成果。想到这些，再望望手里的包子，我忍不住潸然泪下。郑东升看到了我的伤心，忙劝我说，大家刚来到都会想家，慢慢就好了。
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包子要两毛五分钱，而身强力壮的我要六个包子才能吃饱，再加上一碗白米粥，这一顿饭就要花去一块七毛钱。我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生活费，每天不能超过三块钱，所以包子对我来说就成了奢侈品。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就只买两个馒头，甚至连稀饭也被白开水代替了。
郑东升就睡在我的上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有次他看到我一个人躲在花池边啃馒头，默默地把两个包子塞到我手里，我笑着摇摇头:“我不太喜欢吃食堂里的包子，可能是以前在老家吃豆腐太多了。”他信以为真，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那年寒假，在回老家的前一天，等同学们都吃完早餐后，我偷偷返回食堂，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食品袋，一下买了四十个包子。连食堂的管理员都知道了，她笑着说:“小伙子，平时没看到你买包子，这次居然买这么多啊？”我腼腆地笑笑，没有说话。
我把包子小心翼翼地放到一个蛇皮袋的下面，上面再用几件衣服盖上，当时感觉就像做贼一样，生怕别人知道了我的秘密。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乘火车时，没有座位。其他同学都把自己的背包放到屁股底下坐着，只有我一直提着行李袋站着，生怕它沾染到一丝尘埃。
下了车，我又提着行李袋，步行十几里，终于在天刚擦黑的时候到家了。我拿出行李袋下面的包子，对母亲和妹妹说:“这是我们学校的包子，豆腐馅的，可好吃了，等下再在锅里蒸下就可以吃了。”
母亲把蒸好的包子放到桌子上，让我一起吃。我笑着说:“我在学校天天吃啊！”看着母亲和妹妹津津有味地吃着包子，我的心里又打翻了五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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